2007年11月初，笔者在无锡得知，江阴市有一支李姓是元代驻镇江阴蒙古将军的后裔，经同有关人员联络，遂前往进行考察，在青阳镇树家村李荣瑞老人(时年78岁)家里看到了2005年刚刚续修完的《李氏宗谱》(济美堂)本，后又在华士镇向阳村续修族谱办看到了《赤岸李氏宗谱》(世德堂)本及部分在合修的《江阴李氏宗谱》(济美堂、衍庆堂、世德堂)本底稿。
现据所看到的《李氏宗谱》及考察中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就李氏的蒙古族特征略论如下•
早在660年前，即元至正八年(公元1348年)江阴李氏家谱的创修者正一公，完成了《李氏宗谱》的编撰。正一公是江阴李氏始祖嘉那的第五世孙。是迁居江阴六世祖庄肃公八撒的曾孙。此时，传世甚近，又值元代当朝，其虽南迁江南，已掌握汉文汉语，但其对先辈蒙古原名汉文的译音书写还是较为准确的，下面首先就江阴《李氏宗谱》中前几代先祖人名的蒙古语含意简述如下：
嘉那(亦可记为札那、扎那)意为大象之意
八撒(亦写作伯察)意为申年生的人，也可译为猴
这是因为“古代蒙古人从事狩猎业和畜牧业，接触动物较多，常因动物的习性与人相似，对其形态和动作的动人之处，加以赞美，久之便以动物的名称来命名。”《蒙古秘史》一开始就说“成吉思汗的祖先是承受大命而生的孛儿帖赤那(意为“苍色的狼”)和豁埃马来勒(白色的鹿)的后代，这是最早出现的以狼鹿给一男一女命名的例子。”(《蒙古族文化》蔡志纯、洪用斌、王龙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8月版，第426页，)这是蒙古族起名的特点之一。
脱因，意为佛教职业者职称名词之一(在佛教职称中为一中等职务的职称)这亦反映出这时起名已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
“八撒，字伯察，袭父正万户之萌，至元中敕加上万户，赐号忽哩哈赤。”忽理哈赤，蒙古语意因哈的发音为哈与嘎不同汉译有两种含意，其一为管绵羊羔者;其二为管理者。
《李氏宗谱》第三册卷二，世源考第003页旧谱第一世载：“嘉那公世居蒙古”，这里只一句话，就明确地将其身世历史渊源，世代居住在蒙古写在首位，这里既包含有地缘也包含有血缘的内涵。接着就又写道：“辅元世祖忽必烈统一天下，屡立战功，官至行军大元帅，赐佩金虎符。”按元史兵制“金虎符，符趺为伏虎形，凡出镇及节制军马，则赐佩之。”谱之所记与元时朝规相符。
元代驻镇江阴最初几位万户在《李氏宗谱》中是这样写的：
“嘉那子霑柯驻镇镇江，后调任江阴，为迁江阴一世祖。被赐统领子孙世袭”之权。即从霑柯始、经八撒、脱因、帖帖、丑斯、定等均为万户。那么，在元时“忽必烈即位后，蒙古原有一些官制仍继续保留。成吉思汗时代开始设置的“达鲁花赤”(镇守官)官制，更普遍推行，在路、府、州、县都设达鲁花赤一员，为最高长官，一律由蒙古人充任。”(《蒙古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11月版第62页，)由此可以肯定的是上述各位将军是蒙古人确信无疑，并且这五世六位蒙古将军均享有世袭特权，充任地方最高长官。在元朝只有蒙古人享有此特权。
对于这个蒙古家族，我们还从地方史的史料中得到充分的佐证。据《无锡掌故大观》秩祀记第六《江阴县志》卷之八第241页载：“名宦祠在枟星门东……知县黄县传建，奉祀梁司马筠、唐赵和……郑应中，蒙古丑斯……共三十六人。“这里明白的写着丑斯是蒙古人，为地方名宦之一。
《李氏宗谱》第二册卷一天章编，先祖像赞第111页及113页，载有五世祖帖帖公像及五世祖静如公像。观二公所戴之帽，如明《夷俗记》谓：其沿“仅可以覆额，又其小者，止可以覆顶。赘以索系之项下，其帽之沿甚窄，帽之顶赘以朱缨……”这种帽子起始年代已不可考，但元代已有之。《草木子》谓：“元代，官民皆戴帽，其檐或园或前园后方。是时称鞑帽。其帽有戴红缨者和不戴红缨者两者，男女咸戴之”。
元代，蒙古族实行大族(这里的族是指氏族)外婚，外婚制有助于民族进化和繁衍，加强各氏族间的联系与民族的形成。其时婚姻讲究门当户对，以此来保持等级地位。元时法律规定：“元室之制，非勋臣世族及封国之君，则莫得尚主，是以世联戚畹者，亲视诸王。”(《元史》卷109表4第2757页。)宗谱中明确写明：“嘉那尚元世祖姑越姬”又“霑柯，嘉那子……娶右丞相燕帖木儿女。”这就显然说明两点，第一嘉那、霑柯父子二人，一妻皇姑、一妻相女，其本身必是蒙古权贵勋臣;第二从此婚姻关系亦可看出父、子两人的显赫社会地位，均受到当朝皇帝和丞相的垂青和抬爱。
八撒墓，位于江阴市青阳镇树家村中檀树坟，墓碑高1.28米，宽0.46米，厚0.2米，石灰石质，可惜碑文文革中已遭破坏，字迹辩认不清。墓碑是以蒙古族的习俗临高傍水，向东偏南而立。此方向，同历来蒙古人居住之蒙古包方向相同。据树家村79岁的李荣瑞讲：“对于八撒老祖宗之墓，从元时起直到解放前一直有专人守护，最后一位守护者的后代叫李根富。另外，树家村所有李姓后人的住房，环八撒墓而居。”在八撒墓之东60余米处，有一座李氏宗祠，祠堂虽经岁月的磨砺，但还可看出其昔日之荣耀与辉煌。对此，李荣瑞老人讲：“我们每年在阴历三月份，在祠堂都要举行祭祖仪式，树家村男女老少都来参加!祭祀毕聚餐”。对于上述情况《蒙古族文物与考古研究》一书之第十四章蒙古族的丧俗和墓葬一节第441页中写道：“成吉思汗去世后，子孙后代每年都要隆重祭祀，为了便于祭，在葬之处蒙古高原上，建立了专为奉祀成吉思汗的陵寝，并由专人守护。”又据《蒙古族文化》第454页载：“祭祖是蒙古重要的祭祀之一，……《元史》载，其祖宗祭享之礼，割牲、奠马湩，以蒙古巫祝致词，盖国俗也。”这里李氏的祭祀可能包含两方面的含意，其一，是专为祭祀李氏之祖而举行，其二也许还包含有祭奠成吉思汗之意。因为，成吉思汗大祭就在每年阴历三月二十一日。
“归葬祖茔并深埋草原的秘葬方式，反映了蒙古族祖先崇拜并酷爱草原的文化意识，神秘的起辇谷(即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秘葬地)是蒙古族回归自然意识的见证。”《蒙古文物与考古研究》一书之第十五章蒙古文物举要一节第445页。这样的习俗也清楚地记录在《李氏宗谱》之中，如：“霑柯、嘉那子……卒葬宁津父茔之昭。”(《李氏宗谱》原始世表第二世康熙庚子重修真本。)又如“丑斯，脱因次子，字静如……葬邵歧东父茔之西北”。(《李氏宗谱》道光丙申考定本统宗世表第三世。)
2007年11月9日，在青阳镇树家村探访时，在树家村祠堂(现为老年活动中心)有一位80岁的老人叫李正华，对笔者说：我的父亲有些文化，但也不高，在我10岁左右，听父亲给我讲过，家谱里记着，咱们是蒙古人，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正如著名蒙古史学家拉史特哀丁所写道：“蒙古人有着详尽而又清楚的族谱，因为蒙古人的习俗是这样的，他们保持着祖先的世系，并向每一个新出生的孩子教述族谱……所以他们中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自己的部落和祖源。”(《史集》第一卷7册第13页。)
这天上海两位退休兄弟李德荣、李生荣，陪同笔者在青阳镇树家村考察时，对我讲了一个他们的真实故事，称道：“那是2003年的事，家母92岁高龄在沪谢世，此前父亲在文革中先于落葬在乡。按老人家临终叶落归根的嘱托，全家人决定清明节将老母骨灰送往老家同父合葬，那天全部儿女孙辈都回到了家乡，村子里许多人迎了出来，我们将骨灰盒放在老屋正面的长桌上，准备上香磕头，却见一长辈捧着一盒线装书走来，并把盒放在上方，按老人的吩咐，我们全家都跪在地上，向上磕拜，说是先祭祖后行葬，过后我们好奇地问长辈，盒内装的是什么书?老人说是《李氏宗谱》，原来刚才磕拜见的是自己的祖先，然后我们取来翻阅，这是一九五四年续修的家谱，上面是祖宗的谱系图，前几代的人名全是蒙族名讳，传至27代看到了自己的名字，以前我们从未见过家谱，这一看大吃一惊，年过一甲方知自己原来是北方草原蒙古族的后裔。”
元代驻镇江阴的蒙古将军后裔李姓群众，现在居住在江阴市青阳镇树家村有1300余人，邵歧有800多人，华士镇向阳村有1300余人，北国镇赤岸村有1800多人，另散居在其它村落里还有近万人，总共约1.5万人。此外，广布在京、津、沪、渝等省区，港、澳、台及海外者亦不少。
综上所述，从江阴《李氏宗谱》内容里及其后裔所反映的一些情况来看，就语言学、历史学、民俗学、心理学、教育学、民族学诸方面展现出其蒙古族的民族特征是十分鲜明的。
当然，笔者对《李氏宗谱》的探究仅仅是个开始，理出了上述一些民族特征的事例加以浅论，今后还需作更深入和细致的考察和研究。在此，恳请得到学者同仁的赐教。
作者：荣盛
占位居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