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十年来，江南一带，许多家族重新注意到自己的家谱;尤其苏常二府，也就是今天苏州市、常州市、无锡各地，已经出现相当多的族谱重修，或者有类似的讲述自己家族的过去历史的著作。常州市谱牒文化研究会朱君炳国会长等乡长们提倡谱学，编成本书;六十多年来，在所谓去“四旧”的风气之下，谱学沦丧;现在有此复活，倒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谱系之学是历史学的一部分。无论中外，都有一个时期，世族都要追溯自己的过去，留下记录。中国的谱系之学可追溯到《世本》，乃是先秦时代的作品，今天还有传留。《世本》交代的乃是各时代的帝王和贵族的家世，其中夹杂了神话传说与许多的攀附。这种现象在世界别处，也一样可见：例如，基督教《圣经》的旧约，就有一代代名字的传留，其可靠程度也很难说。
中国《二十四史》中的纪、传、表、志，列传与世家都往往将同一家族的名人放在一起，也叙述他们的家族历史。东汉以后，大姓豪族逐渐兴起，中国经过一段高门大姓与寒族庶民之间的阶级落差。在这一个时期，有地方大姓的历史，也有某一个大姓传世的记录。这些著作大多失传，但在《三国志》的注中，颇能找到一些书名。南北朝时代，北方大族聚族而居，南方大族聚族迁移;宗族成为生活共同体，辨别姓氏，遂为大事。隋唐时代，大族还是社会上的主宰阶级，所以，在典籍方面，有《氏族志》、《元和姓纂》这一类的书籍传世。《新唐书》中也包括宰相世系表。残唐五代以后，不再有过去那样的大族。
从北宋开始，许多地方，尤其南方，有若干地方性的大族出现;他们人数不能和过去所谓大族相比，延续的时间，也不会很长;然而，他们在地方上不仅是一群精英，主持地方社区的事务，也组织地方自卫的能力;而且他们开始置办族产，将家族作为一个共同体，维持家族成员的基本福利。这些社区和生活的共同体，从宋代延续到明清，乃是国家稳定的力量，俨然是官方与民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联系点。同时也是地方民间，抵制官方和中央的基础。
北宋时今天所谓的家谱还十分罕见。王安石撰写的《许氏世系叙》，只是一篇文章，却可以说是后世家谱的雏型，也是至今传世较早的谱系。宋代以后，地方志逐渐出现，成为地方史的基本材料，其中，往往对地方大姓有相当的陈叙。今天所谓的家谱和族谱是在宋以后逐渐盛行，可是，传世的版本难得早于明代。
南宋以后，江南地带成为中国的精华地区，以至于今。苏常二府是太湖流域的核心，明清二代，苏常科举出身的文人特多，他们诗礼传家，在政府服务，也在地方发挥领导的功能。这些人的家族，在江南一带，成为缙绅阶层的骨干。虽然各族之间轮流更替，蔚为地方领导分子;但是，很少有同一个家族长久不衰，延续五、六代。这些家族的族谱，分别记录家系传承，加上个人的成就和贡献，合在一起，单以家谱作为史料，就颇可归纳成为地方历史，甚至于成为中国的社会史与文化史资料。
今天传世的江南家谱，大概较少早于乾嘉时期;其中原因，可能是因为乾嘉以后，江南的缙绅社会才完全成熟。太平天国据有南方，江南吃亏甚大，缙绅阶级受到的冲击尤其严重。在大难之后，江南重新安定繁荣，许多家谱是在清朝末年才得以重新编撰。民国时期，经历抗战和内乱，家谱之学依然兴盛，续修的家谱也不少。1950年以后，社会经过巨大改变，家谱之学更是一时的忌讳，不仅没有重修的可能，能够保留原来的版本就已经难得了。我家的家谱，也几乎失落;在大陆重新开放以后，才搜集到几乎完全流失的家谱原书。当然，许多家族在这六十年来流散各地，例如，我们自己许家，只有一支还留在老家，而老家的故宅，虽然指定为历史文物，照旧被拆，改建为官方之用。我们手上仅有的一本家谱，现在是用影印的方式，每房各存一份。
此时此际，世界在改变，中国也在改变。江南大姓要回复当年的地方功能，恐怕已经不可能。只是，各家子孙都在尽力，重新整理过去的资料，至少恢复一些家世传承的记录。这些谱系数据，仍旧可以作为慎终追远、敦亲睦谊的基本信息，使得同族的子弟，还可以彼此联络，不忘血肉相连的关系。我家在祖父以下，各房兄弟姊妹，虽然很多已经不在家乡，我们还是不愿意忘记故乡的老根，每隔二、三年，我们会有一次家庭聚会，到现在由父母这一代以下，四代传承，已经有一百多人，每次聚会时人数总有七、八十人之多。
苏常二府的谱系，经过常州市谱牒文化研究会朱君炳国会长等许多有心人的努力，正在重新整理。这是好事情;对我这样学历史的人，遇到这种史料，对于研究历史更有所依据。同时，经过各姓谱系的交叉，我们也可以发现，居然某某人是我们自己的同族或姻亲，见面就会更多一份亲切感。今天的世界，各种群体正在解散之中，在茫茫人海中，个人都不免有失落和寂寞之感。如果有这些重新接合个人的数据，也许也是社会重组的基础。是为之序!
许倬云于美国匹兹堡大学
2013年5月2日
许倬云(Cho-yun
Hsu)，江苏无锡人，1930年7月生，求学于台湾和美国，1962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先后执教于台湾、美国和香港多所知名大学，2000年10月被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授予名誉教授，现为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学系荣休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学贯中西，善于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治史，研究领域主要在中国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和中国上古史。代表著作包括《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西周史》、《万古江河》等。
占位居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