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无字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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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巍然没字碑犹在,六十王宾立露天。冠冕李唐文物盛,权衡女帝智能全……”四月的乾陵,三峰耸立,天高云低。“乾”为八卦之首,乾陵,天之陵也,为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合葬陵。乾陵位于北峰,与一条南北走向的高岭相连。南二峰东西相峙,远望恰似乳房,俗称“双乳峰”。御道的西边是唐高宗李治的“述圣纪碑”,由武则天亲撰,东边就是著名的“无字碑”了。无字碑由一块完整的巨石雕成,高约八米。碑头为圆首,刻有八条缠绕生动的螭首。一千多年里,无字碑无声地立于天地之间,上面的青苔换了一茬又一茬,俨然就成了梁山乾陵的灵魂。

  一个人死了,盖棺论定,墓碑往往关涉死者一生的淘洗与评价,成了逝者的替身。武则天作为一个无法绕过的历史与文化的符号,本来她的墓碑是这个符号最物质的载体之一,而她却波澜不惊地以无字而面世。武则天的无字碑里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天机”呢?

  有人说,武则天自恃功高盖世,无法再用文字表达;有人说,武则天千秋功罪,只能留待后人评说;有人猜测,唐中宗李显难定武则天的称谓,是称皇帝还是称母后;也有人断言,无字碑是以“无”替代“有”,犹如姜子牙手里的“无”字令旗一般,寓示了降妖伏魔的无边法力……

  这委实是一个千古之谜。但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女性明智的选择。它就是一条生命的解脱。它是一个与佛教有缘的人大彻大悟的象征。

  我记起三湘名刹开福寺大雄宝殿的一幅对联:

  斋鱼敲落碧湖月,觉觉觉觉,先觉后觉,无非觉觉。

  清钟撞破麓峰云,空空空空,色空相空,总是空空。

  武则天的一生与佛有着无限的机缘。从民间传说中的“童女捧沙献佛”,到成年以后的感业寺落发为尼;从成了女皇后广招高僧大德,翻译佛经,到重修白马寺,龙门造佛像,修建小雁塔,法门寺迎佛骨。在她招揽的高僧里,有大名鼎鼎的五祖弘忍,有玄奘法师的大弟子窥基和尚;她谥神秀为“大通禅师”,对六祖慧能则是“敕书劝谕,征赴京城,赏赐甚丰”。她尤其推崇的是法藏禅师开创的华严宗。至于龙门石窟里奉先寺的卢舍那大佛,那“方额广颐”,眉清目秀,表情慈祥而恬静的女性气质,无疑有着十分明显的武则天的影子。

  在推崇什么样的佛教宗派上面,武则天是存心与唐太宗、唐高宗对着干的。唐太宗、唐高宗推崇的是玄奘的唯识宗,她便弃之不用,而推崇法藏禅师的华严宗。华严宗认为凡是现实中存在的一切,都是合理的。宇宙万象,互为因果。彼中有此,此中有彼。一即一切,圆融无碍。人生即梦,何必执着?

  佛法说:“我空,法空,空空。”六祖慧能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禅,从“示”,从“单”,左右结构。“示”为显示,展示之意; “单”为简单、明了之意。也就是说,“禅”向人们展示的是最简单、最单纯的本体。禅,寓意着无,寓意着空。真无即妙有,真空即圆满。实际上,空正是一种无形、无限和无穷大的文化符号。

  我想,无字碑的无限意趣在于,让人发现人生乃至周遭的一切,都是在转瞬即逝之中。一切无,就成为一切空,也就证明了一切不实,因而不值得执着。要随有随无,随取随舍;即看到“有”,又认识本质上的“空”,不能落入二元对立的偏执之中。“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是六祖慧能对人们的棒喝。

  对于这一点,哲人们的认识往往是一致的。东方有老庄和释迦牟尼。西方有叔本华和尼采

  老子告诉人们:“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即变化。庄子梦见自己化为蝴蝶,轻盈飘逸,梦醒以后发现自己还是穷困潦倒的庄子。《红楼梦》里贾政与宝玉在常州毗陵驿的最后一别。宝玉光头、赤脚,身披一件大红猩毛毡的斗篷,在船头对着贾政连拜了四拜,便有一僧一道过来夹住了宝玉,说:“俗缘已毕,还不快走?”于是听得岸上有人作歌曰:

  “我所居兮,青埂之峰;我所游兮,鸿蒙太空。谁与我逝兮,吾谁与从?渺渺茫兮,归彼大荒!”

  西方的哲人叔本华说人生充满了欲望,欲望满足即带来空虚,而且欲望满足,马上又会产生十个新的欲望。因此,人的欲望无穷无尽,而满足却是转瞬即逝。所以,生命的幸福永远短暂,生命的本质就是痛苦,并且无法逃脱。绝大多数人终生在金钱、名誉、权力、地位及情欲、子孙上打转,到头不过是南柯一梦。少部分人知道人生如梦,然而他们的生命却因此而更加痛苦。这,就是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人生就是痛苦。

  尼采同样深知生命就是痛苦,人生注定就是一场梦。但这个伟大的哲学家却相信人生里还可以有美,这美就是艺术和哲学。因为有了艺术和哲学,我们的梦境可以变得瑰丽。为了壮美酣畅的悲剧效果,我们可以气吞山河地来演出这幕悲剧,而不像绝大多数人那样浑浑噩噩地混过一生。

  再就科技而言,这似乎是人类的一种进步。但在人文的维度上,人类却因此而变得空前愚蠢。比如爱因斯坦,他的“相对论”突破了人的思维所能达到的维度,但它的高维指向,却衍生出了核武器。科技的双刃剑在不断推动文明的同时,也在不断丧失人文的高度,它的未来不管如何发达,都将是如雾亦如电,如梦幻泡影。就好像一个自作聪明的顽童,手舞足蹈地在一颗硕大的炸弹上跳舞而自得其乐。

  我常常想,古代的思想家,大都是哲人;现代的思想家,大都是学者。这不能说是进步,而只能说是退步。事实上,人类在文化的空间,总是在不断退化的。智慧是介于天、地、人的三维空间里,它不能够功利,它需要物我两忘,需要空灵的体悟,也需要缘分。所谓缘分,乃是冥冥之中的一种照应。有时我们可以在缘分里找到对应性的关联,有时根本就不会有任何关联。

  人生百年,“从俗浮沉,与时俯仰”,悠悠百年,转眼就成了明日黄花。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闻道,是一种清醒。看破,放下,自在,首先要看破。看破红尘,要看到人生和宇宙终端的那个黑洞,看到了但不跌进去,而是回过头来,重新走进红尘,去有滋有味地享受人生。活着的时候,嘴边衔着一丝会心的微笑;死的时候,眼角涌动一颗晶亮的泪珠。这样的人,也许不能算是白来这个世界走了一遭。

  于是便有了这样三类不同的人生态度。

  一类是顺生。人生如梦,生命短暂。“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这类感叹充满了哲学的悲凉。在这一点上,“儒释道”都有各自不同的了悟。儒生“以立言为不死,是故著书垂训”;道士“以留形为不死,是故锻金炼气”;释子“以寂灭为不死,是故耽心禅观”,他们都是在企求某种方式的不死。而事实上,“茫茫众生,坠不有死,坠地之时,死案已立”。不死是不可能的。于是人们便追求及时行乐。“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于是曹操说:“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李白说:“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有人便把儒家的入世,道家的玩世,佛家的出世,统统称之为适世、顺世。

  二类是超脱。庄子的妻子死了,庄子便鼓盆而歌,因为他参悟到了“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以及“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至乐无乐,大智无智”。他早就看破红尘,他说:“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人,无不死在这块大地上,而以大地为自己的最后归宿。这是东方哲学的达观。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墓志铭是“我的死比我的生更重要,因为生只是时间的一部分,而死亡却属于永恒。”现在还有人提出了“八然堂”这样的说法:忙时井然,闲时自然;顺多偶然,逆多必然;得之淡然,失之坦然;褒则常然,贬则泰然。悟则八然,此生悠然。

  三类是自由。伯里克利说过这样的话:要自由,才能有幸福。要勇敢,才能有自由。佛经的无言意蕴就是空。佛经所抵达的空灵,如《金刚经》,像是从低维世界走向了高维时空,有时觉得像在宇宙时空里的自由飞翔。生命注定短暂,有人却能在厚积薄发中瞬间释放出灿烂的光华。就像烟火,毫无保留地将绚丽绽放在夜空;就像飞蛾,生来注定灰飞烟灭,却不惜一切地将生命扑向火焰。王瑶先生在生前曾这样说:“不想死,不等死,不怕死。”不想死,就是现在流行的“活着的感觉真好”;不等死,就是“该做什么,该说什么,听凭自由”;不怕死,就是“人人如此,怕也没用”。这是一种朴素的真理。也可以说,是整体的悲观主义,局部的乐观主义,明知前面是终点,但行走就是一切。水在流,云在飘,空气在流动,生命在继续。也许生命会由于我们感悟到万事皆空,而被骤然激活,变得精彩起来。由色而空,不是由生而死,而是由死而生。由此可见,无字碑实在是武则天最后聪明的选择。一切无,就成为一切空。空灵,才是生命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