舣舟亭

　　苏东坡舣舟亭是常州标志性的文化景观，现在常州城东运河畔，最初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东坡来常州时系舟的地方。苏东坡逝世于常州后，本地人为纪念这位文学巨子，便在此处建亭纪念，凭吊者历年不衰。清高宗乾隆南巡时，地方长官和士绅为迎合其对苏东坡的偏爱心理，将此处改造为其在常州的行宫，舣舟亭也遂之改名为万寿亭。之后，本地士绅为维护万寿亭的日常运行，特别保障经费的稳定，乾隆二十五年(1760)，以当时的大学士程景伊、礼部侍郎庄存与等一些朝廷大员及赵翼、汤大宾等在籍士绅为首，提出了一套切实可行的经费方案。乾隆二十二年(1757)，常州士绅曾集资救灾，灾后救灾款加上利息，尚余二千多两银子，根据府县衙门的指示，将其中一千两划归育婴堂，剩下的一千多两银子便成为万寿亭的专项经费。当年，士绅将其中的八百多两置地九十二亩，将田租作为日常维修经费。乾隆三十六年(1765)，对万寿亭进行大修，又用去三百多两，剩余的三百多两银子又购买了四十二亩，连同前次购买的九十二亩，总计一百三十四亩，其田租作为维修经费及看守僧人的薪水。士绅们将田亩造册送县，同时将田亩坐落细号经府县衙门核准，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在万寿亭立碑公示。

　　咸丰十年(1860)，赵翼的后裔赵起又发起了对万寿亭的大规模维修，但刚刚开始，便被战争打断。这年四月，常州被太平军攻陷，到同治三年(1864)四月清军收复常州，常州在战火中挣扎了整整四年，整个城市变成一片瓦砾，万寿亭也没有幸免，所幸是高宗的六块御碑虽然倒卧在荒草之中，但仍然完好无损。

　　此后，常州开始战后重建工作，万寿亭的恢复重建当然排不上议事日程，相关人等只不过稍作清理而已。由于战前常州的地方公共事业全毁于战火，仅有官办性质的育婴堂尚存。同治五年(1864)，士绅刘翊宸和庄毓鋐受时任两江总督曾国藩之命，办理常州地方清粮事务，将常州原有的公共事业田产经费进行清理，并在育婴堂设立公善堂，主管全城民办的各项公共事业，兼管各项经费，“俟各堂复旧，即按款拨还”。育婴堂之前在道光年间便曾经节制过北直存仁堂，之后又有东直同仁堂、西半图同仁堂和怀南厢怀仁堂三堂分区办理掩埋路毙浮尸等各项慈善事务，因此在育婴堂设立公善堂，主管全城慈善事业是合理且可行的。刘翊宸本人是当年参与万寿亭置田士绅的后裔，他便利用掌管公善堂之便，将万寿亭的田产经费交公善堂经管，企图“俟田租积成巨款，加以筹捐”，来实施万寿亭重建事宜。之后，虽然相关慈善事业陆续恢复，但是公善堂并没有撤销，公善堂堂董金武祥便称公善堂“为武、阳善举总汇之处，兼管延陵书院、城乡积谷、寿安堂、养济院、各项善举学堂。” 公善堂之所以长期存在，一方面是因为地方需要一个专门管理全城慈善组织的机构，来保证城市公共管理网络的顺利运行，另一方面是因为传统社会中的公共事业全由士绅捐资兴办，其稳定性并不能得到充分保障，一旦运作出现问题，需要有一个专门的机构进行代管，而公善堂恰恰能够扮演这样一种角色。太平天国之后地方社会出现了官方力量逐渐衰弱，士绅权力逐渐增强的趋势，士绅参与了更多的事务，拥有了更多的权力基础，使得原有过去自发性的个人慈善行为渐渐转变为由官府和地方力量共同介入的有组织的一种模式，而在这种模式中士绅所代表的地方力量越来越占据了主导地位。公善堂的出现便是其中的典型反映，可以说公善堂推动了常州地方公共事业的发展。但是当刘翊宸将万寿亭的经费交付由公善堂保管时，他绝对没有想到，四十年之后万寿亭重建时，公善堂却成为最大的阻力。

　　光绪三十四年(1908)，刘翊宸、徐寿基、陆鼎翰、庄清华、赵椿年、陆尔奎等当年万寿亭置田士绅的后裔联名向府县呈文，成立万寿亭工程局，拟重建万寿亭，准备筹款先修筑围墙，建造御殿宫门与碑亭、月台。当时盛宣怀便捐资一千两，其余士绅也多有捐助。同时相关人士向府县申请，要求收回保存在公善堂的万寿亭地基田址清单及相关经费。万寿亭地基田址共十五亩，因为明确是万寿亭地基，向来不允许挪作他用。但是在修建沪宁铁路时，需要迁移一些坟地，公善堂所辖掩埋局便要求将万寿亭地基改为迁移坟地之用，时任知县王念祖估计收受了相关好处，便擅自作主将万寿亭地基改在掩埋局名下。当万寿亭工程局发现此事，要求收回清单之后，公善堂则称不知此事，当是相关人士自作主张，而田址清单已经不知去向。工程局遂即向巡抚、布政使控诉。由于万寿亭的特殊意义，巡抚和布政使下令工程局自行丈量土地，通报后备案，不必再给单据。原来公善堂拟缴付的地价九十两银子，用于工程局丈量土地，立碑之用。

　　但是工程局屡经交涉，公善堂并未归还九十两银子，而且原先保存在公善堂的万寿亭经费也拒绝交付工程局，并百般拖延。本应由工程局收取的自光绪三十四年之后的田租，公善堂也抢先征收，并拒绝将交还。工程局万般无奈之下，再次向巡抚、布政使及本地府县衙门控诉公善堂及其堂董恽祖祁，此后万寿亭重建一案便成为一桩旷日持久的官司。工程局不停地向上控诉，巡抚、布政使不停地将呈文移转府县衙门，希望双方“消释意见，公尔忘私”，早日解决。而公善堂依然我行我素，置之不理，同时还屡屡出招刺激工程局。如宣统元年(1909)三月，公善堂还宣布将在万寿亭举办物产会。物产会是晚清新政的重要措施，当时各地都举办物产会，来推动地方商业发展。恽祖祁由于兼管新政事务，便趁机将此项活动放在万寿亭举办，其实就是想明确表明公善堂对万寿亭的主管权。工程局随即以“于天威咫尺之地，御座左右之旁，听人嘈杂作践，国法何存?”出面阻止，此事方罢。

　　宣统二年(1910)，常州受灾，工程局提出愿意将公善堂保管的万寿亭田租拿出一半用于赈灾，只用一半用于恢复重建万寿亭。这一招使得工程局站在了道德的至高点上，而把公善堂逼至绝境。但公善堂并未善罢甘休，恽祖祁公布了万寿亭的收支情况，称“万寿亭租息无多，提半拨充平粜，于事无济，应毋庸议”。工程局立即指出公善堂此时公布的万寿亭经费与在征信录中公布的不一致，有刻意隐瞒之嫌，要求对其进行彻底清查，并称这是“劣绅”恽祖祁“紊乱财政，侵蚀公款，败坏善举”。而公善堂始终只是置之不理，用一个拖字诀来对付。工程局的当事人刘翊宸已经九十三岁，徐寿基、陆鼎翰也七八十岁，陆尔奎、庄清华主要精力都在上海，这场旷日持久的官司让他们心力憔悴。这年七月，刘翊宸去世。在去世之前，他让精力充沛的在籍京官钱振煌和董复接替自己的工作，准备将这件官司变成持久战。钱振鍠和董复都在晚清常州著名的钱烈妇自杀案中和恽祖祁产生过激烈冲突，刘翊宸选择他们接替这项工作，当然是具有深意。但当事双方都没想到，仅仅一年之后，天翻地覆，清政府被推翻，这场官司也没有了下文，除了造了围墙，建了三间平屋，将御碑竖起，还有一本徐寿基编纂的《万寿亭重建纪事本末》之外，这场万寿亭重建的闹剧便草草了事。民国之后，“万寿亭”这代表皇权的三个字从此便成为历史，而苏东坡舣舟亭作为古迹受到了保护。1919年，接管公善堂的常州公款公产处宣布将舣舟亭项下“原有存项大洋七百六十元，平田一百七十六亩零，北直街采租房屋五间”划出，作为保护古迹的专门经费，同时对舣舟亭进行了维修。但是到1949年，舣舟亭仍然只是荒草中的一片废墟。

　　传统中国的公共事业始终是一个悖论。地方政府人员有限，精力有限，财力也有限，一般官员只是立足于不惹生事非，保住乌纱帽，这样就势必导致政府公共用品提供的缺失以及公共资源无法得到最大化的利用。士绅们虽然在国家权威缺位的情况下，参与实施公共事业，但是他们没有足够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既不能保证他没有私心，因此，一旦国力衰微、资源窘迫，中央政府的控制力明显减弱之时，国家有可能被迫对民间采取放任的态度，士绅们则更有可能利用这种机会，来谋取自己的私利。到清末，国家衰微加上新政推行所带来的大量利益，公共事业更是变成士绅谋利的渊薮。所以，王先明便称，在晚清新政实施过程中，将士绅阶层直接推向权力重构中心，形成了占据各项权力资源的士绅——权绅。清末常州地方绅权甚重，地方政事均由权绅把持，恽祖祁便是其中代表。恽氏是常州晚清时期最有影响的家族之一，产生两位传胪，多位进士举人，恽祖祁一度主宰了晚清常州的整个地方社会，自称“总绅”，“地方一切政治设施，必就商并遵其意旨而行，其时有‘八大人’及‘武阳道’之称，谓其权在一府两县之上也”。常州本地名门望族辈出，恽氏独大，势必导致其它士绅的忌嫉，故而便“此起彼继，甚至互为敌对，成对立之势”。恽祖祁便在地方上屡屡与其它士绅产生冲突，当时已成众矢之的，常州籍的小说家张春帆便曾在小说《九尾龟》中虚构一个无耻绅士“祁祖云”来对他进行讽刺。但是常州当时最有势力的士绅如盛宣怀等活动范围或在京城，或在上海，本地的事务并不是他们最关心的，而晚清新政却让恽祖祁这些将活动重心放在家乡的权绅通过与地方官员的勾结而获得了空前的权力和利益，这是恽祖祁在地方上得以只手遮天的重要的原因。当然，刘翊宸重建万寿亭，其实也是想借尊君之名，来和恽祖祁争夺地方利益，但是他没想到面对重修万寿亭这样在传统社会中关系到尊君的大事，恽祖祁也是肆无忌惮，根本不放在眼里;他更没想到自己这样官至按察使的三品大员，由于年纪大，不掌握地方实权，屡次与恽祖祁发生争斗，竟然没有获得一点优势。至于恽祖祁，他在民国后是力主复辟的宗社党重要首脑，却连修个万寿亭都斤斤计较，可见在他心目中，个人利益才是最重要的。

　　当时学者沈同芳曾感叹世风日下，常州传统的文风“几破裂而无余”，“门阀夸耀，利欲薰心，惟役役于宫室妻妾”，“流毒于乡里者”所在多有，而“礼义廉耻之大防亦随文章经济以扫地”。近代政治风云变幻，再加上派系利益和个人恩怨的纠结，传统文人的分化在所难免，文人灵魂中的劣根性也得到了空前的展现。舣舟亭卷入这样一种争斗，既是舣舟亭本身的悲剧，其实也是传统文人的悲剧。

　　作者：叶 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