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常州，人文荟萃的青果巷西段，原来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小弄名叫太初庵，知道它的人并不太多。它南通青果巷，北连小马园巷，全长不到五十米。在1995年青果巷西段拆迁的时候，它被拆除了，从此太初庵的地名不再存在，淹没在南大街的步行街里，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记得从青果巷走进太初庵，首先是一片开阔的空地，空地一角，有一口水井。往里走是狭窄的弄堂，最狭处仅能容一辆板车通过。弄底有一座砖木结构的三开间二层楼房，住着明代郑姓的后裔。
楼上曾经有吕纯阳和一些其他菩萨的塑像，也许从明代末年就传了下来。解放以后不再有人礼拜，用布幔遮了起来。文革开始的时候，住在里面的郑氏后人，感到与其让人闯进来破四旧，不如自觉革命，在一天夜里把塑像打碎以后丢进了垃圾箱。
若说地名太初庵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有了寺庙太初庵。翻开《武进阳湖县志》“寺观”栏目，可以查到简单的一段文字：“太初庵 在祠山庙西 明天启间建。”
如果我们追寻历史，就会知道该庵是在明朝天启六年，居住在该地的原礼部主事郑振先，仿效先贤王羲之舍宅为寺之举，实行舍宅为庵。因为郑振先字太初，所以后人把该庵称作太初庵。
有多少人知道，一个普通的寺庙太初庵，一条短短的小弄太初庵，里面却不乏丰富的历史故事。有吴太史文章择婿的婚配佳话，有郑振先为令七年的政绩流传，还有郑振先的儿子郑鄤所遭遇的千古奇冤。
郑振先与郑鄤是明代末年居住在青果巷的父子进士。郑振先原是武进横林人士，其先辈出于浦江郑义门，明朝初年迁徙来横林居住。他做官以后在常州郡城里买了房子，离开官场后一直在此居住到老。郑鄤自小跟着父亲在外宦游，十七岁以后则一直居住在青果巷里。可以说，青果巷太初庵，是他们父子的安身立命之处。
他们父子都是封建官员。郑振先的从政经历，既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光辉政绩，也有纷繁复杂的官场斗争。郑鄤的从政经历简单而又复杂，既有与魏忠贤阉党抗争的光荣历史，更有遭遇政治陷害蒙受冤狱的悲惨结局，令后人扼腕叹息，给历史留下深沉的思考。
出身寒门的郑振先，当他还只是十一岁的童生的时候，却与当时有名的大族吴家攀了亲成为翰林院检讨吴可行的准女婿。这不是官家小姐登楼抛彩球，而是吴可行考文章选女婿。
吴可行原籍宜兴北渠，从他父亲吴性开始，这一支移居常州郡城洗马桥。吴可行，字子言，号后庵，官职翰林院检讨。据说他读书一目五行，以文学著名。他的眼界很高，很少有人能被他看得上眼。
吴可行有六个儿子和三个女儿，最小的女儿是侧室金氏所生，十分聪慧，深受宠爱，他认为几个儿子都比不上这小女儿。豪门大族求亲，吴可行看不上，却看上贫寒的童生郑振先。
郑振先到吴家应聘，吴可行出了三道题目，小小的孩童拿起笔来，不加思索，立马写成。吴可行看了小童生的作文，脸上露出微笑，当场就许婚了。从此，常州城里流传出吴太史择婿的佳话。
八年以后郑振先长成十九岁的英俊青年，他考中了举人，次年吴可行遵约把女儿嫁到郑家。婚后二年，郑振先更上层楼，考中进士，进入官场。郑振先的仕进，证实了吴可行具有一双识人的慧眼。
郑振先连续在嘉兴当了七年县令，然后被提拔到北京担任工部主事。他在嘉兴的七年，政绩可圈可点。
《嘉兴县志》“宦绩”条目对他的政绩记载如下：
郑振先，字太初，武进人，万历进士。宰嘉兴年甚少，驭下严，胥徒市侩惴惴守功令。经理赋法，酌北运之宜，条上四款。一曰议改派;二曰议抵给，三曰议供应，四曰议捐解，无不曲中事款，民困以舒。建常平二仓以供存捄。时有豪民匿赋者，廉得其实，戍其人而没其田，以实仓赡学。会大祲，驾小舫，历村落，问民疾苦，发滞谷万斛，民得更生。更设仁文书院，置义田，以兴起斯文为己任。
把它翻译成白话，就是下面的意思：
郑振先，他的字叫太初，武进人，万历年间的进士。虽然做嘉兴县令的时候很年轻，但是管理下属要求严格，小吏和市侩们都心怀畏惧，小心谨慎地遵守政府的法令。
他研讨管理赋税的方法，斟酌钱粮北运的事宜，提出了四项措施：分别是“议改派”，“议抵给”，“议供应”，“议捐解”。这几项无不切中事情的要点，老百姓生活的困苦因此得到缓解。他设立了两个常平仓，用来存粮和救灾。
当时有的地方豪强隐瞒田赋，他查访得到证据实情以后，就把他们充军，没收他们的田地，所得钱财用来充实仓库和帮助社学。
遇到自然灾害，他乘着小船，深入到村庄，询问老百姓的疾苦，发放积压在库里的上万斛稻谷救灾，百姓赖以生存。
他又建立了仁文书院，并且设置义田助学，以复兴当地的文化为己任。
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郑振先为政有四个特点：重视民生;作风深入;敢于打击豪强;以复兴当地文化为己任。
这样的官员，无疑是受到老百姓拥护的清官、好官。
可是郑振先升任京官后的三年却基本没有作为。三年中，他从工部调到兵部，又从兵部调到礼部，官职都是六品的主事。
万历三十六年，郑振先做了一件震动朝野的事情，上《直发古今第一权奸疏》，指斥当朝首辅朱赓是集李林甫、卢杞、秦桧等奸臣于一身的第一权奸。为此他被贬官六级，放逐到四川永宁僻远的地区做一个闲职。
对于郑振先的上疏建言，官场褒贬不一。有人认为他正直敢言，是一个烈丈夫;也有人认为他是出风头，图晋升。实际郑振先的上疏，代表了一部分清流官员的看法，是为了冲破沉闷的政治空气发出的一声呐喊。但是朝政混乱的根子不在宰辅，而在昏庸不问政事的万历皇帝，所以清流官员门的进谏，最终都是徒劳无益。
万历三十九年，郑振先在京察时被罢官，从此回到常州。初进官场时的满腔抱负，再也无法实现，开始过起隐居、修行的生活。经过十年的筹划，到天启六年，他实现了舍宅为庵的夙愿。舍宅的同时，还把五十亩肥沃的田地捐献给庵里。两年以后，他无疾坐化了。
郑振先舍宅，除了他对佛教的皈依因素，还有另外一个想法。他认为“世俗以厚藏美业累儿孙，吾实耻之。”与其给儿孙留下财产，莫如教他们以美德。他的思想，是对世俗的一种挑战。
郑鄤是郑振先的大儿子，原配吴氏所生。从小跟着父亲生活在嘉兴和北京，十六岁的时候跟随郑振先到四川永宁，开始感受到生活的艰辛与官场的险恶。
郑鄤很早就显示出写文章的才华，郑振先发现以后悉心栽培，为他延请名师教学，把他带在身边参加官员们的各种集会，以广见识。郑鄤的号峚阳，是郑振先在被放逐到四川的路上为他所取。峚阳二字出自陶渊明咏《山海经》的诗句，寄托着郑振先的希望，他希望儿子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郑鄤十九岁考中举人，这和他的父亲中举的年岁相同。但是他从举人到进士，却经过了十年时间，四进考场，直到天启二年方才一举成名。
郑鄤廷试得到二甲第三十名。捷报以后，再接再厉，参加翰林院的选拔考试，成为庶吉士。庶吉士要在翰林院读书三年，然后分配官职。可是郑鄤在翰林院读了不到三个月，就被贬官二级回家候补，原因是他置自己美好的政治前景于不顾，主动介入了一场政治斗争。
中式以后，郑鄤与两个同年进士结成生死之交。一个是苏州人、同科状元文震孟;另一个是同为庶吉士的福建漳浦人黄道周。
其时少年天子天启皇帝即位才第二年，他既陷入于八个美女构筑的温柔乡里，又醉心于刀砍斧削的木工技艺之中，朝政渐渐被太监魏忠贤暗里操纵，正直的大臣一个接着一个被贬逐。
文震孟、郑鄤、黄道周三人忧心如焚，同心相约，为国建言。文震孟率先上了一道《勤政讲学疏》，郑鄤继之上《谏留中疏》。魏忠贤本欲对他们施以廷杖，经大臣营救，被降二级放外任，回家候补。
这两个少年新锐，既有敏锐的政治观察力，又有为国献身的一腔热血，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向魏忠贤发起冲击，但是力量相差太悬殊，顷刻间败下阵来。不过郑鄤从此以正直的名声，闻名于朝野。
天启五年和六年，魏忠贤举起屠刀，向东林党人砍去。前有六君子，后有七君子，相继惨遭杀害。天启七年，镇压浪潮波及到文震孟、陈仁锡、郑鄤三位翰林院官员。京城中传出消息，这三人将要被逮捕。郑鄤已经作好最坏的打算，亲戚朋友也大多离他远远的。幸好后来三人都没有被捕，只是革去官职、永不叙用。
在郑鄤最危险的时刻，东厂派出的侦探日夜监视着他的家门，一有情况立即密报。为避祸起见，郑鄤开始了断断续续的外出游历。这期间，他到过浙江的四明山和会稽地区，到过江西南昌的西山地区，然后上了庐山，后来又南下广东，进入罗浮山。
郑鄤的游历，带有很大的传奇色彩。他化名叫作王小仙，为的是避人耳目。他又变换身份，有时是卖饼的小贩，有时充作打铁匠的伙计，有时又是一个油漆的工匠。但是再掩饰，也抹不去他的文人本色。
日月山川，荡涤了他的心灵，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郑鄤在游历过程中写下大量的歌咏诗篇，这些诗篇，成为他的诗集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尤为奇特的是，郑鄤题诗在猿猴和飞鸟都不到达的悬崖绝壁之上，甚至把诗刻在山中硕大的月季花上。这些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黄宗羲进入仗锡山亲眼所见，可信度较高。
崇祯皇帝登基，铲除魏忠贤集团，郑鄤官复原职。由于父母双亲相继亡故，郑鄤在家守孝乡居八年。加上天启间的六年，郑鄤实际脱离官场已经长达十四年。他似乎明白做官之门已经被关闭，也准备做一个遁世的隐士。他的书斋取名遯斋，又给自己取个雅号遯园叟。
可是到了崇祯八年秋天，郑鄤却动起进京补官的念头，有两个外部因素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一是他的好友文震孟被崇祯皇帝亲笔点名进入内阁，成为大学士。二是与郑鄤比邻而居的东林党大佬孙慎行被宣召进京，也是进入内阁。
孙慎行与郑鄤的父亲郑振先同一年中进士，是那一榜的探花，后来官居礼部尚书。天启年间受到阉党迫害，一直闲居在家。郑鄤执晚辈礼，时常过访孙慎行，深受孙的器重。孙慎行既被召进京，力邀郑鄤同行。也是郑鄤隐居之心并不坚决，内心还留恋官场，于是决定进京。
郑鄤进京以后，即遭到奸臣温体仁的陷害，陷入一场莫须有的官司之中。
郑鄤到京以后，受到他的同年和同道们的热诚欢迎，文震孟、傅冠、倪元璐等六人带着食盒，晚间到他的住地为他接风，使他倍感亲切与振奋，期待再展抱负。
可是好景实在太短。孙慎行进京的途中已经患病，未及国门就卧床不起，还未见到皇帝就一命呜呼。文震孟受首辅温体仁排挤，被崇祯皇帝勒令冠带闲住，接着回到老家苏州，不久就病死了。郑鄤接连失去孙慎行和文震孟两个有力的支持者。
温体仁当然知道郑鄤是文震孟的铁杆哥们，抱着斩草除根的目的，亲自对郑鄤进行弹劾，说
郑鄤“惑父披剃、迫父杖母”。翻译成白话，就是说郑鄤迷惑自己的父亲剃发出家，又逼迫父亲杖打母亲。
其时崇祯皇帝正当信任温体仁，随即将郑鄤下了监狱。由于温体仁说的是郑鄤年轻时候的事情，只是道听途说而已，没有证据，实在难以给郑鄤定罪，案件拖了将近四年。郑鄤于崇祯八年十一月十二日下狱，直到崇祯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处死，期间经历了复杂的过程。
郑鄤入狱以后，前后有四个大臣上奏章营救他，其中不得不提的是他的好朋友黄道周。黄道周公开地为郑鄤鸣冤叫屈，说在文章意气坎坷磊落方面，他不如钱谦益和郑鄤。又说到天启二年的事情，他因为奉养母亲，没有能够上疏抗击魏忠贤，是真的不如郑鄤。他在朝廷之上，和崇祯皇帝当面进行纲常争执，险些因此丢了性命。
黄道周的营救，反倒铁定了崇祯处死郑鄤的决心。从政治派别来看，崇祯信任温体仁、杨嗣昌，不满文震孟、倪元璐、黄道周等人。前者看起来有政治才干，但操作结果却国事日怀;而且他们心术不正，惯于害人。后者属于清流官员，为人正直，总是对皇帝直言不讳。
崇祯十分讨厌唱反调的意见，既然出现郑鄤案件，忽然发现了它的妙用，可以通过处置郑鄤来打压这批清流官员。至于郑鄤是不是真有杖母的行为，我是皇帝，我要说你有，你没有也得有。
郑鄤案件的审讯，在崇祯的操控下进行。刑部尚书冯英和锦衣卫指挥使吴孟明为郑鄤说了几句公道话，因此被罢了官。郑鄤杖母的证据则是用造谣加严刑逼供的手法取得，郑振先、郑鄤父子生活细节上的一些过失，都上纲上线成为郑鄤的罪状。
郑鄤的罪名变得越来越严重，从温体仁说的“惑父披剃、迫父杖母”，升级到烝妾、杖母、奸妹、奸媳。于是郑鄤就从一个正直的官员、善于写文章的名士，变作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郑振先、郑鄤父子是有缺点，尤其是人脉关系上的缺点。
譬如，郑振先买了房子，付款有些困难，邻居杨姓插进来希望得到这屋子，郑振先不肯让出，于是得罪了他。又如，郑振先因为喜欢一个婢妾，夫人吴氏有点不快，可能回娘家说了些什么。
又譬如，他们父子与吴氏娘家的堂弟、大官僚吴宗达仕途意见不同，偏偏吴宗达与温体仁关系又很好。还有，郑鄤喜欢发议论，激烈的言辞使温体仁恨得咬牙切齿。等等。
这些缺点，一般情况下都不该影响对一个人做人大节的评价。但是到了郑鄤身上，不仅致他于死地，而且给他的人格涂上一层污垢。政治与权力使仇怨发酵，有权力人士在幕后操控，冤家组成的证人团，可以坐实郑鄤的任何罪名，冤狱就是这样炼成的。
证人团有三个主要人物，第一是考取了中书舍人的武进落魄秀才许曦，二是与郑振先争屋的
邻居杨氏的儿子，三是郑鄤的弟弟郑一谦。许曦是投靠权门走升官发财的捷径，杨氏之子是报争屋怨仇，郑一谦则因利欲熏心被收买。他们都说郑鄤杖母，郑鄤就是有一百张嘴也难以辩清了。
其实郑鄤的辩护词很有力道。你许曦和杨生都是不到三十岁的人，怎么能够来为三十年前的事情作证?郑一谦一向住在横林，怎能耳闻目睹常州发生的事情?郑鄤嫡亲伯伯郑振元还健在，他为郑鄤的辩护应该是最具权威的。可是他的意见也不会被采纳，因为法官知道崇祯皇帝的旨意，必须要让郑鄤有杖母之罪。
崇祯皇帝可以名正言顺地将他处以极刑了。本来刑部拟定的刑罚是大辟，崇祯实在圣明，加等改为凌迟。崇祯皇帝着实为自己出了一口恶气。农民军和满清的双重打击，搞得他透不过气来，他就拿官员来出气。就在处死郑鄤的同一个月里，崇祯还处死了封疆失事官员三十三人。这许多人中，有多少确实是罪该处死呢?
郑鄤在监狱里看着救自己的人一个一个倒霉，开始明白自己必死无疑。他的满腔怨愤真是无处表达。所以他口述《天山自叙年谱》，记录他的生平;所以他在狱中不断写诗，写了好几百首，写出了他的狱中生活和真实思想。这些，都成为后人研究郑鄤和他那个时代的珍贵资料。
郑鄤还在狱中研究苏东坡的全集，写下《考定苏文忠公年谱》;他还认认真真地进行了反思，为什么自己会遇到如此大祸。总之，他冷静、坦然地面对死亡，对于陷害他的人，也没有一句恶语相加。所以有后人说，他已经达于生死之义了。
崇祯十二年的八月二十六日，郑鄤被押到西市凌迟处死。据说是剐了三千六百刀，割下的肉被人买去做药引，煎中药治疗疮疖。如果用惨与奇两字来形容郑鄤案件，是一点也不过份的。
我们作为现代人，该如何来看待郑振先和郑鄤父子的遭遇?
他们父子出身于孝义之家，以忠孝自勉，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希望能够有所作为。
事实上，他们父子两人的前半生，都是值得称道的。郑振先在浙江嘉兴任县令的七年，用现代的话来说，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的业绩记录在了地方志上。郑鄤在天启二年紧随文震孟上奏章攻击魏忠贤，是敢作敢为的正义之举，因此赢得美名，即使他的政敌也不否认这一点。
但是他们的后半生都是不幸的，尤其是郑鄤，所以后人为之扼腕叹息。叹息他的志向不能实现，叹息他的遭遇太过悲惨。
郑振先被免官以后，在修居士中寄托着余生，其实这不是他的初衷。他是在不能为国为民做事以后，所选择的无奈之举。所幸的是，他保全了自己。
郑鄤本来也可以学他的父亲，终老林泉之下。但是他最后还是脱离乡居生活，想要走进官场。虽然其中会有他个人的功名利禄之心，我们却不能否认他的为国为民之志。
封建社会官场斗争的无情，封建专制制度下皇权的残酷，使郑鄤遭遇了灭顶之灾。从郑鄤案件，可以引发我们对历史的一系列思考。
郑鄤案件，既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
其偶然性在于郑振先、郑鄤父子的某些缺点，被政敌加以利用，无限地放大，终于酿成惊天大案。
其必然性在于政治斗争的残酷无情。尤其是在政治极端腐败肮脏之际，正直的知识分子很难有立足之地。郑鄤在政治上立场鲜明，言辞激烈，所以最容易成为被打击的对象。可以确定地说，即使没有捕风捉影的杖母一事，温体仁也会给郑鄤按上其他的罪名。
郑鄤案件也是封建专制制度对于知识分子无情摧残的一个典型案例。崇祯皇帝为了达到他的政治目的，在处理郑鄤案件上草菅人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如果要问置郑鄤于死地的决定性人物是谁，当然非崇祯莫属。
透过郑鄤案件，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人性。正直与奸邪，残酷与善良，理性与麻木，什么叫仗义执言，什么叫落井下石，等等，都从案件中透视出来。
郑鄤案件，不只是郑鄤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悲剧在郑鄤身上的投影。那个时候，大明皇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郑鄤死后五年，即上演了亡国亡天下的大悲剧。上自皇帝、官员、下至黎民百姓，都在这场大悲剧之中演绎着各自的悲剧角色。郑鄤之死，只不过是先行了一步，是多种合力强加在他身上的一幕丑剧而已。
所以，我们在关注郑鄤案件和郑鄤其人的时候，不要只关注令人发指的酷刑千刀万剐，不要只关注虚无而戏剧化的烝妾、杖母、奸妹、奸媳，更要对历史人物进行历史的考察与历史的分析，从而得出历史的结论。
作者：郑燮贤
占位居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