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氏，前黄著姓，一大望族，自振英杨公讳士英于南宋绍定末年(约公元一二三三年)由江西抚州临川来常游，是时金宋争于兵革，四方盗贼乘间起者的情势下，择居郡南五十里之前垛村(今前垛桥)，时属胜西乡七都四图前黄里，距今前黄街仅二里之遥。
七百八十余年来，杨氏在这块热土上，繁衍生息，人丁兴旺，从振英公算起，延至当代，已传二十八世，人口数以千计。在这庞大的族群中，历史上涌现了众多的杨氏文化名人。明清时代，尤为突出，根据杨氏先祖官宦录统计：太学(国子鉴)生就有一百八十三人，邑庠生三十八人，郡庠生四十五人，增广生八人，廪贡生十一人，岁贡生九人，举人十九人，进士七人，(榜眼一人，状元一人)。这些杨氏族人的受教育程度和所得到的成就，足见在本邑，郡的同类家谱中，实属罕见的。
余以为前黄杨氏族人能在文化源渊的历史进程中，取得如此的辉煌业绩，大致可以从如下几方面加以探析：
首先是家庭教育，他们要求子孙以先祖为榜样，牢记东汉太尉杨震公，以“四知与清白”的传家故事为楷模，以此成为治族、治家的道德规范和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从而成为社会有用之人。
前黄杨氏家传中就有为杨氏子孙，首先创立读书之处，舍旁疏一溪，筑舍于其上的“双桥书屋”，正如杨氏外甥周埙先生题诗曰“精舍旁溪才数楹，双桥正向檻前横。读书自古无头白，充栋而今有汗青。百书定教多士显，一科曾见两名成。登金步玉须由此，莫遣荒涼秋草生。”可见杨氏为培养子孙学习文化之良苦用心，以期能达到在文化上继承之目的，更为“入仕”创造良好条件。
其次是从《杨氏宗谱》中所介绍培育子孙的贤内助说起：前黄杨氏，从迁常第五世祖仲文公开始，其父母谢世后，一百三十余年之久兄弟同居五世同堂，号称极盛，能和睦相处，均与内当家，息息相关，妇道之间未尝为钱帛而争，至没齿，终在雍和肃睦之环境中生活。平时督率诸子孙用钱不能挥霍浪费，需循循自谨衣食，出入往来，交际必告家长，互相间无诟言碎语，饮食不命不敢也，从这些陈述中，可以想见大家庭之相处与妇女在家中为第一老师的地位何等重要，真正做到相夫教子的责任，从而使子孙养成良好的学习风气和做人的道德品质。
谱中，特别提到马太夫人与郎太夫人，慈善贤惠，那时民间称杨氏从“孝友耕读”起家，庐舍广袤数里，积田十八万亩，富甲一方。明宣德九年(即一四三四年)岁饥出钱十万缗(千文为一缗)，代输全邑欠税，景泰间又遭饥荒，捐粮千石计，成化年间，邻郡吴兴大饥，杨氏夫妇又借粮赈饥，次年偿米者艘，鱼贯而来数十里，凡有公益事业，诸如造桥筑路，凿井兴学，无不捐输，种种善举，显赫于时，可谓猗欤盛哉。之后，天灾人祸，人事沧桑，家道中落，一度困扰着杨氏族人之发展，但在文化与教育上始终是他们的主要立命之本，这里仍应提及内当家的郎太夫人，她力助丈夫不能放松对子孙的教育。从杨廷鑑的复起，(明崇祯朝，殿试第一甲，第一名，状元及第授翰林院修撰)。就是例证，为杨氏家声倍增，自此父子兄弟联㨗!登科进士第，入翰苑者至康熙代竟有八人荣登，可见“唯有读书高的效应所在”。
以廷鑑得中状元后，其子、孙、玄孙、均有建树，杨氏十四世的大鲲和大鹤，皆为廷鑑之子、进士出身，大鲲殿试第三甲，官至主考大人，入翰林院修撰，著作颇丰，诸如《读史纪略，渊鉴类涵》，《二十一史姓氏考》《一统志》《三朝会典》《明鉴纲目》《孟邻堂文集》等等，大鹤子杨椿殿试第三甲，祖楫康熙壬辰进士，殿试第三甲奉旨编纂《康熙字典》，大鹤孙杨述曾，乾隆朝进士廷对第一甲第二名榜眼及第，历任云南、广东、陕西、顺天等地正主考，官至中宪大夫。
我们从廷鑑之父启谟算起(第十二世郡庠生，贵州布政使司，按察司分巡贵西道事)。至第二十世，状元廷鑑一支共有一百二十一人都是太学生学历，其中以长子大鲲连续八世均为太学生，并在朝廷做官，次子大鹤连续七世均为太学生，并在朝廷作官。可见杨氏的读书进入仕途者比比皆是。文化渊流之长为世人所钦羡。
再看当代杨氏族人的文化传承中：有教授十八人，博士十二人，硕士二十七人，本科生二百八十九人，大专生一百六十二人，以上所述，前黄杨氏族人在受源远流长的家族文化熏陶，耕读文化的感染，传统家教的培育，息息相关，谨可为他姓之借鉴，以飨读者是也。
张琪祥供稿
占位居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