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淳毗陵志》卷三对常州宋代罗城的记载如下:
罗城,周回二十七里三十七步,高二丈,厚称之。伪吴天祚二年刺史徐景迈筑。门有九:东“通吴”、次东“怀德”、南“德安”、次南“广化”、西南“南水”、西“朝京”、北“青山”、《寰宇记》云:青山门桥望江阴、海门诸山,故名。次北“和政”、东北“东钦”,外皆有池。太平兴国初,诏撤御敌楼、白露屋,惟留城隍、天王二祠、鼓角楼。后移城隍祠于金斗门内之西偏。通吴门今为朝天门。
按:东门通吴门,既有陆门,又有水门,今常州水门桥处即宋罗城之东水门,为古运河出城口,曾树尤袤、黄冲远二碑,见《咸淳毗陵志》卷29“碑碣”:“《东水门记》,梁溪尤袤撰。《重修东水门记》,三山黄冲远撰。”通吴门在其北侧。明初东门缩至元丰桥,东直街(又叫“东门外直街”,简称“东外直街”或“东直街”,今延陵东路元丰桥至水门桥段)长达数里,其实就是当年宋元两朝极为繁华的东门内城厢!南宋时天子在临安,故东门改朝天门。
次东门怀德门,其城门当在今水门桥南。愚以为,常州宋罗城东门实为三门,中为东水门,北为通吴门,南为怀德门。旧时运河直东而去,河北由通吴门出,河南由怀德门出,两门间当仅隔一运河而已。故《咸淳毗陵志》书前的宋代《晋陵县境》图,运河北标“东门”(即通吴门),南标“怀德门”,堪为这一猜测的有力证实。
南门德安门,今同济桥古名“德安桥”,是其城门桥。
次南门(小南门)广化门,今广化桥是其城门桥。门外西南设有武进县尉司,故桥又名尉司桥。
西南门,其为水门,名叫“南水门”,是南运河入城之孔道(入城后名叫锁桥河),在今石龙嘴对岸的所桥、卧龙桥附近。明代将西门缩至表场,西门“朝京门”,西南门“南水门”皆废,而不详其方位,故明《万历常州府志》卷二、清《康熙常州府志》卷五叙述宋罗城时皆脱“西南‘南水’”四字,然“门有九”仍不变。
西门朝京门,所朝之京指汴京开封。今新市桥附近是其城门桥,当即《光绪武进阳湖县志》卷首的“怀北乡图”所标的“西河洞”。朝京门唯有在此处,宋代常州城才会有27里之长。明初,西门缩至表场,西直街(西门外直街)长达数里,其实就是当初(宋、元)西门内的城厢。
宋代西门在今新市桥还有一个有力证据是:
《万历常州府志》卷二“武进、海子口”条:“按朱昱《毗陵杂记》云:郡城朝京门外三里运河中,岁旱水涸,见有巨木横亘河底,乡人称为‘海眼’,又名‘海子口’。”这“海子口”在《光绪武进阳湖县志》卷首的“怀北乡图”上有标,在运河南岸(在运河支流,当即海子口河,入运河处),洪庄村北,在今天的五星大桥之东。
清同治13年(1874)汤成烈纂修《汤氏家乘》卷首的“汤氏家言卷一、壬戌日记”有:“祖茔在西门外海子口平江村,去城十里,往返皆乘船”的记载。所言平江村即今天五星乡平冈村,在运河南,海子口当即在附近。从西门表场至平冈村经实测为
4.5公里,与去城十里的记载相合,则朱昱所言的“朝京门外三里运河中”断非明代的朝京门(明代西门朝京门在今表场),他当是承袭宋元人的记载,所言朝京门乃宋元时朝京门。而从新市桥量至平冈村正对的运河岸处,实测恰为1.4公里,与“朝京门外三里”吻合,足以证明宋元时的朝京门即在今新市桥附近。所谓的“海子口”,别的城市也有,当是古人的水利设施。
北门青山门,今青山桥是其城门桥。因为向东北望去,可见江阴、海门青山隐隐,故名“青山门”。杨万里在青山桥旁的郡治多稼亭上能望见武进与江阴交界处的“三山”,堪为其证。按杨万里《多稼亭望三山,中峰独秀而低》诗:
三山道是远连天,亭上看来只近檐。可惜当初低少许,三山幸有一峰尖。
次北门(小北门)和政门,今火车站西的北太平桥是其城门桥。
东北门东钦门,今红梅公园北门附近的小东门桥是其城门桥。《成化重修毗陵志》卷21“人物、忠节”叙述在常州抗击蒙古入侵的爱国保卫战争中英勇牺牲的常州通判陈炤的事迹时,记载:“旣而,伯颜自将围常,炤与訔恊力固守垂两月,兵尽粮绝,城遂陷。訔力战死,炤犹巷战,家人进马,请曰:‘城东北门围缺,可走行在。’炤曰:‘去此一步,非死所矣!’”所提及的东北门即此。
今西新桥东西两侧之关河,广化桥、同济桥下的大运河,就是宋代常州罗城的护城河。
今天,我们沿这两条河围合处实测其长度为23.6里。
唐代五尺为步,三百六十步为里,一里一千八百尺。存世宋尺一尺约31cm,则一里约为558米,27里多达15066米即30里,似有不合。
然而营造城墙时,用的是“步里”之法(用脚步来测距),古人一步为两跬步(即双脚皆前进一步),相当于今天所说的两步。古今人步距应当完全相同,即1.2米,360步为一里即432米,27里37步即11708米,相当于23.4里,与我们今天实测数完全相符,这足以证明两点:
一是宋代罗城的西门在今新市桥附近(而非在石龙嘴处的所桥或卧龙桥),二是宋代罗城即沿今天的关河与大运河修筑。
此等规模的城墙,据说是当时全国第四大城,仅次于杭州、开封、苏州:[日本]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第293-305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两宋时代城郭规模最大的是杭州,外城周长70里;其次是开封府,新城周长50.5里;其次是苏州,外城周长42里;常州名列第四,外城周长27.1里。与此相比,当时镇江府外城周长26.1里,建康府(今南京)外城周长为25.1里,绍兴府外城周长24.7里。
其实宋《咸淳毗陵志》称宋代罗城九门,仅指陆门而不包括水门,如果加上水门的话,城墙上实开十一门,即要加上东水门。此外,还要加上今天西下塘西端土龙嘴处的西水门,在古代又称为水西门,唐代在这儿设有水西馆,白居易《酬常州陈郎中使君》有:“太守水西来,朱衣垂素舸”,当即言此。唐代无锡诗人、宰相李绅《追昔游集》卷下《毗陵东山》诗有序:“东山在毗陵驿南,连水西馆,馆即独孤及在郡所置,荒废巳久,至孟公简重修,植以花木松竹等可翫。孟公在郡日,余以校书郎从役,同宴于此,今则荒废仍旧。”毗陵驿在今弋桥(驿桥),在西下塘东端,与水西门相去不远,东山是唐代大文人独孤及仰慕谢安东山之游,在常州任太守时所游,后太守唐韦夏卿为作东山亭,并作《东山记》加以纪念,《咸淳毗陵志》卷五“见山亭”条载:“旧志云:在崇胜寺前,与河之南独孤公所游东山相望,故名。”崇胜寺即陈果仁舍宅所造之寺,即今西庙沟处的西庙(忠佑庙),在今常州市公安局附近,著名的东山当就在其对面。水西门、水西馆,毗陵驿(主建筑名“荆溪馆”),东山,这三处名胜从西向东排列在古运河(今青果巷内市河)两岸,是当时常州城内著名的风景走廊。因此,宋代罗城实开11个门洞,其中陆路城门8个,水门3个(东水门、西水门、南水门)。考虑到宋《咸淳毗陵志》计算城门时不将东水门、西水门两个水门算入,如果南水门亦只是一个水门的话,恐怕宋《咸淳毗陵志》也不会将它算为“西南‘南水’”一门,因此“南水门”名虽水门,其实亦是水门、陆门合一之门:既开有水路城门,供由南运河来船入城(常州城内河流众多,水路畅通无阻);同时又开有陆路城门,供运河上岸之人入城,正因为它有陆路城门,所以《咸淳毗陵志》称其为西南门。因此,如果这一推测成立的话,常州宋代罗城上共开12个门洞,其中陆路城门9个(名见上),水门3个(名见上)。
明初(洪武二年,1369)汤和为了便于防守而缩城(城大难守,城小易守),罗城废弃,缩建之城名“新城”。东通吴门缩至今元丰桥北堍,次东怀德门改名“中箭门”,后仍恢复“怀德门”之名,一同缩至元丰桥南,与通吴门仅隔一运河(仍是两陆城门夹一水门的“三门”形制,见《乾隆武进县志》前的全城图,《常州地名录》前有附)。南德安门内缩至今吊桥路上。次南广化门亦内缩至吊桥路上,改名“石幢门”,后恢复原名。西朝京门缩至今篦箕巷处表场,西南南水门废。北青山门仍在原地。次北和政门缩至椿庭桥处的中山门。东北东钦门废。故新城门有七。
让我们再来看一下常州罗城即宋元常州城的形状:是一个菱形。
王逢《梧溪集》卷二《毗陵秋怀》诗歌颂了在常州抗击蒙古侵略战争中涌现出来的名将刘师勇,他在后序中记载说:
(笔者按:蒙古兵)昼夜力攻余五十日。师勇登陴,裹创拒战,且曰:“吾城即破,金山长矣!”丞相(笔者按:指伯颜)因谶其语,命舁金山寺沙门问计。沙门实无计,诿言:‘城状如龟,击其尾,则四足披露矣。’十一月,用马、牛革为屋,以蔽矢石,趣死士相衔,辇土填堑,灌脂炮中,炎焰栝发,急攻南门,城遂陷。
刘师勇在城头鼓舞我常州军民士气说:“即使我们常州城被敌人攻破,我们的江山就像铁打的一样,来日方长!”蒙古统帅伯颜认为这是句预言,暗示他只要找到金山寺的长老(金山长)就能破常州城,于是命人把金山寺和尚抬了来,金山寺僧其实没有破敌的计策,由于中国的城市基本上都是圆形的,如同乌龟,于是他就想当然地说(诿,意为“推托”。诿言,犹言“托言”,即不实之词,想当然的搪塞之语):“常州城像乌龟,乌龟虽然可以缩在龟壳里,奈何不了它;但只要打它的尾巴,它的头和脚就会露出来。”伯颜信以为真,照此办理,猛攻城南而常州沦陷,惨造屠城。
然而这不过是金山寺和尚的信口糊说,事实上常州城不是圆的,而是菱形,根本就不像乌龟。后来的常州人居然听信此言,说常州城有龟形,龟为龙生九子之一,所以城叫龙城,这简直是对常州的污蔑,希望从此以后不要传言这种不实之谈了。
常州城明显是东西狭长,南北较短,一看其形就知道常州城是沿运河发展而来,运河是常州的母亲河。而江南运河是吴王夫差所开,则常州城所在之地形成城市的起点当从此开始算起(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夫差是利用旧有河道所开,比如大禹所开,则常州城所在地建城的起点当更早),此前的常州城应当就在今天的淹城,还有就是东北舜过山北的延陵季子躬耕处焦溪、申港一带。
作者:王继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