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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牒研究利用与方志编纂
来源:清砚谱社   发布时间:2013-03-12 09:59   次浏览   大小:  16px  14px  12px
谱牒对地方志的编纂有着很重要的用途
    以血缘承传为核心,以辨昭穆、序长幼、敬宗收族为宗旨而编修的中国谱牒,是中华传统文化很独特的现象,据笔者所见的资料:北京图书馆收藏有谱牒2200多种,上海图书馆收藏有谱牒12000多种,加上国内(包括港、澳、台)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收藏,以及美国“家谱学会”收藏的中国家谱4925种,还有日本、英国等国家的收藏,恐怕还只是中国谱牒总数的一小部分。更多更丰富的收藏应当还在中国广大民间,它的数量之多,分布之广,根本无法统计。如果就一部谱牒来考查,它很小,排位在国史、方志之后,记述的族群社会、地域范围、时间跨度等有限,载息量并不大;如果就其整体来研究,它重大的价值、丰富的资料内涵就会凸显出来。面对这样一座“史料宝库”,从事号称“一方之全史”的方志编纂工作者,能等闲视之?笔者有幸参与新中国第一届修志,也曾查阅过一些族谱,在具体的工作中有些体会、想法,不揣浅陋提出来,以期在新一届修志工作中能得到同行的重视。
   一、  中国谱牒编修的历史源远流长。
  《史记·殷本纪》所载的商朝帝王、贵族世系,使谱牒的编修史可上溯至殷商时期。
  周朝设史官修谱。战国时期,各诸侯国设掌管宗族世系的官员,负责王族修谱。
  秦汉时期,帝王、诸侯、士大夫谱牒的出现,谱牒编修在世家大族中已相当普遍,《汉书·艺文志》所载《帝王诸侯世谱》、应邵的《士族篇》、颖川太守《聊氏大族谱》、杨雄的《家谱》为其代表。
  《隋书》记载:当时的谱牒已达百余种。
  唐朝设宗正寺,官修《氏族志》、《姓氏录》等。私家族谱开始出现。
  宋代,随理学兴起,宗法倡立,作为宗族典籍的谱牒,其编修已经扩散到广大平民族群。一批学者如程颢、程颐、杨时、朱熹、真德秀、蔡襄等身体力行,研究和倡修族谱。杨时对秦汉时期流传的《春秋公子血脉谱》所作的考证,福建吕夏卿、郑樵的谱学理论、欧阳修、苏洵的族谱体例等影响很大,谱牒编修形成一个高潮。
  明、清两朝是谱牒编修最为兴盛的时期。朝廷设宗人府,掌管皇族谱籍。民间族谱也一修再修,基本形成30~50年续修的共识。同时沿海(特别是东南沿海)居民移居台湾、港、澳地区和海外的人数渐次增多,他们赞助家乡宗亲修谱的积极性很高。北京图书馆藏2200多种谱谍中,清人所修达1160余种,占总数的一半以上。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民国初。
  解放以后,谱牒编修基本停止。“文化大革命”中,民间旧存谱牒相当一部分遭到焚毁的厄运。“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台湾、港、澳地区及世界各地宗亲寻根问祖热的兴起,民间修谱再现高潮。上世纪90年代,民间流传“政府在修志,百姓忙修谱”之说,就反映了这一现象。
  拿谱牒编修史与方志编纂史相比较,我们会发现它们的历史进程何其相似。
 
    二、    谱牒中的史料非常丰富,是编纂方志的一个很重要的资料来源。
  谱牒的体例大致前有序、凡例(有的叫谱例),中有姓氏源流、先世考、像赞、恩荣录、祠堂、坟墓、族产、族规、家礼、世系、传记、仕宦录、艺文、字辈等,后有跋、附。有的族谱还有大事记、谱引和其它一些专题记叙等等。其中含载的资料与方志各专业志、篇、章密切相关:
  1.姓氏源流、先世考主要记述族姓的历史源流、得姓始祖及派系、迁徙等情况和郡望、堂号的历史典故等。其中在志书记述范围内的开基祖、显祖的情况价值最大,可为人物、民政(地名)、文化等专志提供资料。
  2.恩荣录主要记载朝廷、政府、达官显要对显祖及其家庭成员(父、母、妻、儿等)的封赠、褒扬及与本族荣誉有关的文字,通过核实,可为人物、文化、建设等专志提供资料。
  3.祠堂、坟墓的记载较详。祠堂的始建、重修、规模、位置等均有记载,有的甚至连祠堂的楹联也刊载。有些谱还专设《祠堂志》,记叙相当详尽。坟墓往往配有绘图,注明葬主名号、位置、四至、风水等。其资料可供建设、文化、风俗、人物等专志选用。
  4.族规、家礼内容复杂多样,涉及规范族人日常行为、祭祀、婚姻等方方面面,大部分体现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标准积极的一面,可为人口(婚姻)、风俗、精神文明建设等专志或章节提供资料。
  5.世系、世录是谱牒最主要的内容。不论是采用欧式(欧阳修所创)还是采用苏式(苏洵所创)编制的世系、世录都分为图与文两部分。所谓图,指世系图表,记载世代血缘承传关系;所谓录,指相关的说明文字。世系录涉及族中成员的名、字、号、辈份、排行、生卒、婚配、子女、职业、文化程度、功绩、葬地、迁徙等等,是族人的简要履历。这一部分载息量相当丰富,但大部分资料性不是显性的、直接可用的,必须经过研究、比较才能有所获。例如:可以从生卒年统计出这一族人的寿命情况;从子嗣繁衍统计出这一族人在某一时段人口增长情况;从儿童“早殇”统计数据与同一时期的灾害、瘟疫、战乱等相并考察,找出因果关系;从职业统计看社会分工,分析社会经济状况;从文化程度、功绩统计分析族人教育情况等等。这一部分的内容可为人口、文化、卫生、教育、风俗、人物和经济部类等专志提供资料。
  6.传记与仕宦录主要记载族人事迹、科第、任职等情况,是人物传、表的重要资料来源,也可能为其他专志提供资料。例如:传主的文化活动,可为文化专志提供资料;传主的武功记述,可为军事专志提供资料;能工巧匠能为相关专志提供资料;道、释人物能为宗教专志提供资料等。
  7.族产及契据在谱牒中占一定份量,其中不乏珍贵史料。例如:有的族谱中载有遗嘱、合同、讼状,其内容,甚至格式、行文都是研究历史经济难得的原始资料,还可为农业、林业、商业、税务、财政等专志提供资料。
  8.艺文收集有族中文人著作,有的也收集名人撰写与本族有关的著作、文章、诗、词等。在这些文字中记载与一地相关的史料,可为文化和其它相关专志提供资料。
  9.胜迹录记载族人聚居地的名胜古迹,有的记载当地十景、八景等,还有的记载当地的山水、亭、台、楼、阁、桥梁等等,可为旅游、建筑、交通等专志提供资料。
  10.序、跋、附在谱牒的首尾,亦含有一定的史料。有些谱牒的序文随续修次数的增多而多达20余篇。其内容一般涉及本姓源流、始祖迁徙、定居开基、修谱缘起、谱学理论等,也偶有涉及一些对本族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跋、附一般陈述修谱经过和相关事件,可为人口、文化、人物等专志提供资料。
  11.大事记及其它专题记叙散见于某些谱牒,资料弥足珍贵。如龙岩《长林世谱》中有大事记,记载:“本族重大事变并有关于一族教育事业、水利、人口兴替等事迹。”永安《余氏族谱》有《赋役志》、《户籍志》,南平《骆氏族谱》有《变乱纪略》,惠安《刘氏族谱》有《迁海记》等。其中多可为正史互补互证的史料,可为相关的专志提供资料。大田魁城《陈氏族谱》(2001年续修本)设《族志》,内有自然地理、自然资源、农业、商业、名胜古迹、民居、功业、交通、电信、教育、体育运动、文化生活、艺文选等章,严然魁城一乡之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其中《贡川祭祖》一文所载的陈仪(福建省国民政府主席)、陈肇英(国民党福建省党部主任)、陈丕显(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祭祖的一些史实,是正史不载,族谱独有的珍贵史料。
    三、  谱牒与方志编纂的关系密切,历代政府、名人、史志学者都予以充分的重视。
  唐朝刘知几在编纂《史通》时就主张把谱牒编入。宋朝乐史编纂的《太平环宇记》中辟《姓氏》等门类,广辑谱牒入书。郑樵在所编的《通志》中亦辟有《氏族略》,辑入的谱牒达170余部。清朝章学诚认为:“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从史学角度阐明传、谱、志、史的性质和相互地位关系。他还主张设立志科,提出“民间修造谱牒和传状志述……都要呈副报告于志科。”民国时期《深州风土记》主编吴汝纶在拟定的《资料采访条例》中有这样内容:“采族姓流所自”,规定要从谱牒中收集资料。甘鹏云在《方志商》中提出“……族姓之源流、风俗、习惯、礼教沿革……均应逐县调查。”对谱牒资料的重视不言而喻。傅振伦在20世纪30年代所撰的《中国方志学通论》中把谱牒列为方志资料文献资料类,以为要认真搜集。
  1957年,毛泽东在谈及研究历史问题时说:“搜集家谱、族谱加以研究,可以知道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也可以为人文地理,聚落地理提供宝贵的资料。”
  新中国第一届修志中,专家学者和方志工作者也对谱牒资料在方志编纂中的重要性给予充分的重视。
  1985年,国家档案局、教育部、文化部联合发文,明确指出:“家谱是我国宝贵文化遗产中亟待发掘的一部分,蕴藏着大量有关人口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经济学、人物传记、宗族制度以及地方史的资料,它不仅对开展学术研究有重要价值,而且对当前某些工作也起着很大作用。”文中还指出:“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许多根在大陆的台湾同胞、海外侨胞的思乡之情日趋浓烈,他们也亟需利用宗谱来寻找自己的血缘关系。”
  王复兴在《方志学基础》中指出:“谱牒,包括家谱、族谱、宗谱等,这类资料对族属、人名、生卒日期、世系关系等的记载较准确,间或记有人物生平,有的还涉及社会与自然状况。民主革命时期的某些情况,在修得较晚的家谱中也间有涉及。……要广泛征集”。
  来新夏主编的《方志学概论》在谈到方志资料来源时提出:对谱牒资料“应本着批判地继承的态度,从中搜集对修新志有用的资料。”
  林衍经在《方志学综论》中圈定方志资料收集范围,其中包括名人望族的家谱。
  刘光禄在《中国方志学概要》资料收集中说:“特别是当地著名人物书信、日记、手稿、家谱,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对于研究地名、风俗、方言、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等具有重要的作用。”《清流县志》主编李升宝在《谱牒的渊源利用》一文中说:“谱牒提供民族人口变迁的历史,融汇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史料,内容极其丰富,……是地方史料的佼佼者。”
  浙江包崇跳在《试论谱牒的资料作用及其它》、胡汝明在《浅谈家谱》、李光云在《试述宗谱在修志中的作用》的文章中,都对谱牒资料对方志编纂的作用作了各方面的阐述。他们在方志编纂的具体实践中深切体会到:“谱牒蕴藏有大量的地方志的资料,可作为信史的补充。”
 
     四、  在新中国第一届修志中,方志工作者对谱牒资料的认识、研究、利用程度参差不齐。
  浙江的方志工作者对谱牒普遍较为重视。例如:《龙游县志》社会篇中设氏族章,其中氏族表收集43个姓氏,表设祖居地、迁入年代、始迁地、繁衍(代数)、有无分迁、有无谱存、本志是否有考等栏,较详细地介绍了这些姓氏的基本情况。同章还设有谱牒一节,简要记述当地留存的谱牒135种140部。这部县志有关谱牒的记载是笔者所见县(市)志中最突出的一部,除了该志编纂者的重视、努力外,还应与民国时期余绍宋编修的《龙游县志》设氏族表,搜集谱牒百余部有很大关系。
  据包崇跳介绍,《三门县志》在编纂过程中查到各种谱牒143部。他们研究、利用这些谱牒发现朱熹、文天祥、吴潜、刘伯温等著名历史人物的佚文数篇;了解到杨镇龙领导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李世贤部、倭寇入侵,乡人奋勇抗击的一些史实;找到古地图两幅、一些乡村人口较准确的历史统计数据、一些地名来历含义的根据;查明多个姓氏先祖由福建航海北迁、定居的情况等等,收获可谓不菲。还发现该县邵家乡马氏家族保存的一部用金粉书写的《马氏宗谱》。谱属珍稀,发现更为重大!
  据李光云介绍,温岭县志办根据谱牒查明被誉为“中国第一部植物辞典”《全芳备祖》作者陈景沂的籍贯;查考清代所建“宗文书院”的创建时间;纠正“月湖书院”座落点和明代林勺、杨巽农民起义时间的错误记载;补充了清代著名音韵学家戚学标的卒年,以及宣统三年遭水灾等史实。
  据胡汝明介绍,《金华市志》根据谱牒资料考证历史名人舒元舆籍贯、始祖、墓地等情况,纠正了《旧唐书》、《新唐书》的记载错误;收集了大量太平天国军队在金华活动的史实,补充正史记载之不足;查证了多处地名的来历、变化情况;收集到人物、瘟疫、物价、人口、姓氏迁徒等方面资料,充实该志相关篇章的内容。
  《象山县志》第二章人口设姓氏节,根据谱牒资料,记叙当地16个主要姓氏的始祖、从某地迁入、在本地分布、人数多少等情况。《江山市志》在《编后记》中称:“1986年底,搜集到一批档案、古籍、志书、谱牒等古今材料。”该志第二十二编社会第三章姓氏下设源流与分布节介绍39个姓氏迁入年代、从何处迁来、始祖(开基祖)、分布地点、人数等情况。
  福建省部分县(市)志也在这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宁化县志》在人口卷下设人口流动、姓氏构成章,引用大量谱牒资料,其中“宁化县部分姓氏流迁登记表”所查考的谱牒达104部。志末附录“关于巫罗俊授职和爵封情况的调查”中也提到巫姓后裔从《巫氏重修族谱》为入志人物巫罗俊的身世和职位提供资料的情况。这些谱牒资料为这个号称“客家祖地”、“客家中转站”的县份增添不少浓厚的地方特色。
  《德化县志》在人口机械变动一节中设“951-1861年外地迁入部分姓氏表”,为56个姓氏分始祖姓名、迁入定居时间、何处迁来等栏,作了较详细介绍。谱牒资料的整理利用使这一章节的记叙显得充实,可读性强。
  《建宁县志》在人口编民族与姓氏节中记叙:“县地方志办公室组织熟悉地情人员深入各乡调查统计,并摘录各姓现(残)存宗(族或家)谱,取得59个姓氏徙居及分布状况的资料。”在“部分姓氏源流调查表”中列出这些姓氏现聚居地和播迁源流等情况。
  《清流县志》在人口与人民生活卷中设姓氏节,对县内22个主要姓氏来源等情况作了简要的记叙。其资料来源亦取自各姓氏的谱牒。
  此外,江苏的《武进县志》、《宜兴县志》,湖北的《武昌县志》等也根据谱牒资料对当地姓氏、宗族的情况作了较详细的记叙。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在第一届修志中,大部分方志在编纂过程中对谱牒资料重要性认识不够,对其的研究、利用更是不足,绝大部分方志没有设专门章、节记叙谱牒编修和留存情况,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综上所述,谱牒与方志是同源异支、“血缘”相近的中华传统文化产物。正如章学诚所说:“夫家有谱,如县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它所含载的资料对于方志编纂来说无异是一座品位高、多元素共生的“富矿”。去广为搜集、开采发掘、提炼精华、辨别真伪、扬弃糟粕,为方志编纂所善加利用,是方志工作者应予重视、应去努力再努力的工作。笔者旧话重提,絮絮叨叨,乃应和梁启超在上世纪初就大声疾呼:“尽集天下之家谱,俾学者分科研究,实不朽之盛业”之语,希冀谱牒的研究利用能在新一届的修志工作中发挥其应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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